张艺谋：吴天明对我影响很大 他晚年壮志未酬

张艺谋赴灵堂悼念导演吴天明。

　　3月6日晚上10时，夜幕下的北京渐渐恢复了平静，而在城北的北太平庄北影厂周边电影人聚集的地区，一天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。记者在一家工作室二楼的小会客厅里，采访了久未露面的著名导演张艺谋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连续有5位著名导演去世，影人同悲。特别是4日凌晨因心肌梗塞去世的重量级导演吴天明，被称为“第四代导演的旗帜”、“第五代导演的教父”，这位影坛巨匠的猝然去世，在中国电影圈引起极大震动。

　　作为他提携、任用并给予大力支持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，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文悼念：“惊悉吴天明导演去世，震惊难过，几个月前还跟他共同筹划一部影片，不料竟成永别！吴导一路走好，嫂子和女儿节哀保重！艺谋”感念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　　身穿黑色外套的张艺谋，表情凝重，比以往更为消瘦。他近日正忙于为新执导的电影《归来》做后期，日程安排相当紧张。提起“恩师”的突然辞世，他难掩心中的不舍和痛惜，“太可惜了，以他的身体，怎么也应该再活个十年二十年的。”

　　谈话中提到吴天明时，张艺谋总是亲切地称他为“头儿”，这是那个年代对领导特有的尊称，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尊重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还有“敬仰和敬佩”。谈到吴天明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时，他说：“在中国电影史上，有关80年代这段璀璨的历史，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”。

　　拍《老井》

　　记者：最后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？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，都谈了些什么？

　　张艺谋：大概是去年8、9月份吧，他找我谈一个合作的事儿，一起吃的饭，还有他女儿吴妍和我女儿张沫，谈了大约三个半小时。我们时常见面。

　　记者：第一次见到吴天明是什么时候？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？

　　张艺谋：第一次是1984年，我和陈凯歌（微博）、何群拍《黄土地》，到陕西选景，当时我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分到广西厂，钱很少，车还坏了。当时有人介绍我们去找也在绥德拍戏的吴天明，他也算我们师兄。当时他正在那里拍电影《人生》，见到我们特别热情，很豪爽，说“年轻人不容易，拨一辆车，开回去，跑陕北”，连汽油都帮我们出了。当时我们特别感动，在陕北跑了上千公里选景。那是凯歌第一部戏。那时对他的印象是：对人热情，真诚，而且是真的，他的形象也是典型的西北人，跟我是老乡，淳朴，就是那种土地上的感觉。我和凯歌当时都感叹。当时就有传说他可能是下一任西影厂厂长的人选，大家对他充满期待。

　　记者：当年拍电影《老井》时，您作为非职业演员，得到吴天明的哪些点拨、提携与鼓励？他是怎么想到要让您来演男主角的？

　　张艺谋：我原来是担任《老井》的摄影师，和西影厂的陈万才搭档。当时《黄土地》刚拍完，第五代导演崭露头角，被关注，我被借调到西影厂“新老搭配”。选演员“孙旺泉”的时候，我带一个组，要选瘦的，就拿我当样板，全国找，结果选不到合适的人，最后说让我试一下，我当时都震惊了，但最后还是同意了。紧接着就到山西体验生活，前期三到五个月，要求打磨得像个农民。因为他是师从导演崔嵬，讲究“从生活中来”。那时太行山那个村子里没有水，3个多月不能洗澡，条件非常艰苦。后来我从山西到北京找莫言谈《红高粱》，莫言说我像他们村的生产队长。那个年代那种作风、团结，今天没有了。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生活，直到今天依然印象深刻。那时候每一部电影，都要求主要演员体验生活。我现在拍《归来》，表现那些失忆的人，要从生活中来，那是中国文化人的创作，直到今天受益匪浅。

　　被称为“第五代导演的伯乐”

　　记者：请您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西影厂，以及正当盛年的吴天明导演的主政风格。

　　张艺谋：“头儿”是1986年任厂长，当了6年。我的《红高粱》、陈凯歌的《孩子王》、田壮壮的《盗马贼》都是在他任上拍的。他的主政风格是：雷厉风行，淳朴、真诚，是个干事业的人，而且是内行，特别爱护创作人员，把创作人员放在第一位，爱护人才，而且不是装出来的。他把我爱人（前妻）从外地调到西影厂，帮我解决了大问题。户口、工资、两地分居，诸如此类，解决了很多创作人员的燃眉之急。这几天西影厂还设了灵堂，很多人排着队去吊唁他。

　　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

　　记者：您对他的电影风格怎么看？

　　张艺谋：他的风格很像台湾的侯孝贤，只是更硬朗，都是那种乡土的、从土地而来的质朴。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东西，他们这一代很注重真情实感，也许从技术、技法、观念上说他们可能落后了、落伍了，但是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。第五代导演在民俗元素的陈列等方面追求更有形式感的东西，拍《老井》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过瘾，后来“头儿”得了国际奖，回过来看发现，他的创作风格是大师级的，是无形的，就是他不追求华丽的、形式感的东西，他就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，正如俗话说文如其人一样，那真的是一种返璞归真。

　　记者：他的电影风格是否也影响到您的电影风格？

　　张艺谋：现在的商业电影拍得要好看，各种手段，都拍花了。不过回过头来，向“头儿”学习，静下心来，他的那种执着、凝重、朴素的叙述，特别可贵。我和他都是陕西人，是老乡，有共性，有纯朴的一面，也有迟钝、木讷的一面。我的电影里爱用陕西老三色——黑白红，他的《人生》、《老井》里也是，他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后来才感觉到非常可贵。

　　记者：他是否也想拍商业电影？您对商业电影怎么看？

　　张艺谋：他想，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，我们还能庸俗一下，拍点商业片，他们这一代做不去，他心里过不去这道坎。他的纯粹使他无法通融，对此他很痛苦，虽然他从来不说，但我能感觉到。他们那种纯粹地为艺术的观念，他自己认为是一种悲哀，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，非常了不起。他一生坚持了自己的品格、情怀，那种坚持是发自内心的。今天我回忆起来是充满了对他们这一代的仰视的，过去我们曾经说推翻第四代、把他们拍到沙滩上，蔑视第三代。今天，经过几十年后，重新回望，反倒充满了敬仰和敬佩。

　　八十年代：电影受到文学的深度“滋养”

　　记者：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，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启蒙运动，电影在那个反思与反省并举的过程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对此您有何评价？

　　张艺谋：八十年代最可贵的是当时社会百废待兴，全国人民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空前的。那时候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、弗洛伊德。那时候的美展、影展看的人都特别多。那个时代的文学空前繁荣，电影受到文学的滋养。“头儿”那一批电影厂的厂长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他们就是导演的“皇上”。因为他们对上、对下都要负责，而且他们有经济指挥权，可以说，中国的电影事业就担在他们十几位厂长身上。基于特殊的地位和权力，他能够给予我们最大限度的支持能力，没有他就没有《红高粱》，他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而他自己并不知道，他只是爱惜才华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是一个伟大的人。我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一次是考上电影学院，一次是拍《红高粱》，而改变命运的这部电影全靠吴天明。

　　记者：他在中国电影史上会有怎样的地位？

　　张艺谋：说到中国电影史，无论如何，八十年代这段璀璨的历史，一定会写下吴天明的名字。这一是因为他自己的作品，二是他扶持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、成名作，给了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。当年我拍《红高粱》的时候，因为找不到种高粱的3万块钱，都要急死了，“头儿”悄悄把钱给我，说拿去赶紧种，当时剧本还没通过呢，一个月之后剧本才通过，据说也是他打了保票才通过的。

　　记者：1994年吴天明回国后心态上有哪些变化？他晚年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如何？

　　张艺谋：他晚年能感觉到他不快乐，想拍的电影不能痛快地拍，又不愿意做那些应景的东西。经济上，感觉不宽裕，现在东西都贵，他也应该算“北漂”吧，反正我一直是“北漂”。他想做很多事，像建电影基金会、办电影学院，很多计划，都没来得及实现，壮志未酬啊。